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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药，接着到艾杉杉的学校等他放学。

    艾杉杉十六了，在玉松三中读高一，成绩中上，视力很好，他想当飞行员。小艾三十二了，因为常年在山里奔波，做农活，皮肤黝黑，手心粗糙。艾杉杉介绍他给我认识的时候，问我说：“关律师，你看我哥一头长发，是不是特别像搞艺术的？你猜猜他做什么的？”

    我说：“搞艺术的吧？”

    艾杉杉拍着小艾的后背哈哈大笑，小艾推了下他的脑袋，没出声，摸出了香烟和打火机。

    艾杉杉竖起拇指一指小艾，不无自豪：“我哥是搜救队的！救过不少人，收到过不少锦旗！“他问我，“欸，关律师，您要在玉松待多久？现在雨季不让爬山了，倒是可以坐坐缆车，就是坐缆车没什么意思，琼岭还是得边爬山边玩，一路上都是风景，我哥懂，您要是能待到四月份，我带您去爬山啊，就不和我哥一起爬了，他穿个人字拖，肩上抗两袋大米都能在山上飞起来，我们肯定追不上他。”

    艾杉杉滔滔不绝，我偷偷打量小艾，小艾在点烟，一手护着打火机的火苗，一手勾着个白色塑料袋，里面全是药。

    艾杉杉嚷嚷起来：“好饿啊！”

    那时是二月，春节刚过，是玉松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艾杉杉穿棉大衣，我穿大衣，一阵冷风过来，我们两人都缩起了肩膀，小艾只穿一件连帽外套，挺着腰杆站在风里，他的头发随意地扎成一把，他点上了烟，抽了一口，冲我抬抬下巴，我摇摇头。艾杉杉犯起了嘀咕：“哥！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手都握过了，怎么也不和关律师打个招呼！”

    小艾啧了声，眼角一斜，又拍了艾杉杉的脑袋一下。艾杉杉往我身边靠，瞪着眼睛道：“你别打了啊！再打我告你家庭暴力了啊，律师就在这儿呢！”

    小艾没理他，他看看我，和我说：“叫我小艾就好了。”

    艾杉杉揉着后脑勺呼喊：“哪有人这么介绍自己的，你是小艾，那我就是小小艾！”

    小艾抬脚要踹他，艾杉杉一晃，躲开了，扮了个鬼脸，拽着我往马路上走，说：“饿死了，吃点东西吧，关律师你也一起吧！”

    我们一起去了附近的小吃店吃面。

    我是从上海来的玉松，我来处理一起未成年性/侵案，受害人是玉松三中的一个女学生，叫姚晓芙，因为被数学老师曾海多次性/侵，得了抑郁症，休学大半年了，家长碍于面子，一直没提告，好不容易姚晓芙的小姨做动了她父母的思想工作，他们愿意打官司了，要告曾海，还要告学校，于是就找到了我。

    我从政法学校毕业，过了司考，成了律师之后就一直在做援助性/侵受害人，尤其针对十八岁以下受害人方面的工作，已经处理了不少类似的案件，平时也会在网上答复一些网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，姚晓芙的小姨就是通过网络知道和联系的我。她在写给我的求助信里说，他们找到了一个愿意出庭指证曾海的目击证人，一个男孩儿，姚晓芙的同班同学，住宿生，一次晚自习，曾海值班，巡查到他们班，把姚晓芙叫了出去，姚晓芙是他们班的数学课代表，那个男孩儿恰好有道数学题不会，想请教老师，跟着出去了，他说他看到曾海把姚晓芙拉进了办公室，关上了门，他想去敲门，听到姚晓芙在办公室里哭，求曾海放过她。男孩儿很用力地敲门，过了好一阵门才打开，姚晓芙哭着从他边上走了出去，曾海笑眯眯地问他：“有事吗？”

    隔天男孩儿去找了教导主任，还去找了校长，他们问他，你说曾老师怎么了？

    男孩儿年纪毕竟还小，也说不清，说不好，一味地强调曾老师欺负姚晓芙。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，姚晓芙再没去过学校。

    那个男孩儿就是艾杉杉。

    但在三中门口那次不是我第一次见到小艾。

    我第一见到小艾是通过大卫，在W酒店顶楼的城市夜景套房。

    我和沈映读的是同一所大学，我小他两届，来玉松之前，不少同学都和我说，到了玉松，要是官司遇到麻烦可以去找沈映，他为人热心，在玉松的司法系统很“吃得开”，对校友可谓有求必应。我听过沈映的名字，也在学校里见过他，我记得他。

    谁会不记得沈映？他的相貌加上他的谈吐已经足以让他成为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后来又发生了女友惨死的悲剧，更让人对他印象深刻。

    我到玉松没多久就在阿姆斯特朗酒吧见到了沈映，他坐得离我很近，边上是大卫，我们两个互相看到，四目相接，我一下就认出了他，有些意外，赶紧转过身喝杯里的马提尼。过了会儿，沈映和大卫走到我身边，大卫问酒保要了三杯威士忌，酒送到我们面前，大卫举起酒杯，碰了碰我的酒杯，热情地问：“你是沈映的学弟吧？”

    我没想到沈映会记得我，更意外了，和他比起来，我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普通的家世，普通的学习能力，我不热衷公益，也不爱参加什么联谊聚会，我和沈映的交集仅仅是学校里一次游泳比赛后的聚餐。沈映大概是看穿了我的吃惊，和我说：“你游蛙泳，第三道，拿了第三名，哦，还有，你吃烤生蚝不要加蒜泥，你还考了潜水证，对吧？”

    我想他可能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他可能记得他见过的所有人，他们的所有特征，所有癖好。

    大卫又要了三杯威士忌，听说我是来玉松办公的之后，大卫一揽我，道：“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尽管说！你是沈映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！哈哈！”

    我莫名其妙地从“沈映的学弟”成了“沈映的朋友”，大卫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，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沈映，沈映在看别的地方，酒吧的表演舞台中央一个男孩儿在弹钢琴。男孩儿的侧脸俊美，手指纤长。

    阿姆斯特朗酒吧是玉松知名的同志酒吧。沈映和大卫不像是误闯进来的，他们认识酒保，那个弹钢琴的男孩儿弹完琴还来找沈映喝了杯酒。

    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，也没想过沈映会有这方面的倾向。可能正是因为发现了沈映不为人知的另一面，这窃得别人秘密的成就感让我有些飘飘然了，大卫和我碰杯，我就喝，一饮而尽，喝了好几轮，大卫和我说：“我们换个地方吧。”

    我喝得有些多了，头昏脑胀，说不上话，走路都有些脚软了，迷迷糊糊地跟着大卫上了辆车，沈映开的车，他好像没喝太多，他把车窗放了下来，一吹冷风，我更晕了，大卫在我耳边说话，我听不太清，也不想去追究，车停下，我踉踉跄跄地跟着大卫下了车，沈映把车开走了，我还问大卫：“他去哪里？”

    “他去吃云吞！”大卫笑着说，他带我进了酒店，我们在电梯门口等了会儿，一个年轻男人下来，带我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