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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孩子多大了？”他又问。

    “四岁。”对方下意识地回答。

    他点头，赞了一句：“顶好玩儿的年纪。”

    就是当天晚上，交易达成。

    虽然那只是一句寻常问候，谁都捉不到他的把柄，但他却厌恶说出那句话的自己。

    时隔数年，他已是个真正的帮派中人，双手染血，一身污秽。她看到他会说些什么？对他是什么样的态度？他根本一无所知。

    大约是因为日有所思，他时常梦到她。有时是过去的那个女孩子，十七八岁，穿一件没有腰身的白旗袍，坐在他膝上，双手环着他的脖子，或哭或笑，任他予取予求。有时却又是现在，甚至将来某一时刻的她，就如曾经的吴予培，或者公济医院的沈应秋医生一样，对他仅限于点头之交，敬而远之。

    这样梦总会叫他在夜半醒来，心里空阔地难受。

    一部分的他想要像一位真正的绅士一样，与她登报离婚，好聚好散，但另一部分又想把她锁在一所没人知道的房子里，再也不放她出去。如果有一天，真的可以再见到她，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会做出哪一种选择。

    但天亮之后，这些事便是不能再想了。

    他很忙，难得有闲便去锦玲那里坐坐，同她一道读剧本，看她做戏，有时甚至陪她对上几句。当然，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日内瓦来的那些信。

    “我这样常来，也是耽误了你。”他请她帮忙，但后果也得说清楚。有他这样一个人出入，哪怕别人对她有意，大约也是不敢近身了。

    锦玲却只是笑答：“你替我挡了那些琐碎事情，我还要谢谢你，就这样挺好。”

    话说得云淡风轻，就好像她调侃自己在电影里饰演妖女：“我这样的人怕是演不成青春玉女了，不过也不错，差不多每部戏里都有坏女人，能演又愿意演的女明星却不多。这饭碗，可比玉女好找。”

    关于谢力，他也曾问过锦玲。锦玲只说拍的时候，谢力接送过她几次。两个人一前一后，坐两辆黄包车，话都不曾说过几句。

    但唐竞总觉得欠着苏锦玲，知道她只爱演戏，本打算帮她一把，却不想她并不需要。

    起初，她演的角色还是甩不脱了那些影子，什么娼门，什么艳史。后来运道好，明星公司开始拍摄腊盘发声的有声电影。她嗓子不错，从前在雪芳就是出了名善唱的，如今拍电影也是既能唱歌又能唱戏，于是接连演了两个此类的角色，一个唱青衣的戏子，以及一位女歌星，演得神形俱备，色艺俱佳。片子里还有一首歌名字叫，灌了唱片，到处在放。虽说还是下九流，但时代毕竟不一样了。一时间，她愈加红起来，大照片登在杂志封面上，名字排进了“电影四大名旦”里。

    成了“名旦”的苏锦玲名气虽然有了，钱却未必。最初合同里约定的十部戏还未拍完，所以电影公司付给她的报酬还是原本的那一点。除去这些，便是灌唱片与跑场子献唱的收入。

    所幸，锦玲不讲排场，还是住在福开森路的公寓里，仍旧是原本实惠的样子，逢到唐竞过去，便亲自下厨，讲些片场的滑稽事情给他听，临了却只肯收一些细碎的礼物。

    饶是这样，欠着他的两千元赎身钱，她仍旧分期归还，只差一点就要还完了。

    在里昂，周子兮每隔半年都会收到鲍德温事务所寄来的资产清单，告诉她名下有些什么，做了哪些生意，是赚了还是赔了，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。

    在那些文书上，她总会看到唐竞的签名，但除去签名，就再没有任何一个字与他这个人有关。

    她在大学读书的头两年，占着抵制日货的好处，且又是棉花丰收，原棉价格便宜，华商纱厂的机织棉纱尤其好销，他确是替她挣了许多钱，一笔一笔全都汇到吴先生替她在瑞士开的账户上。

    周子兮看着那些不断往上攀升的数字，起初毫无感觉，后来慢慢品出些味道——他这是不打算叫她回去了。

    又过了一年，东三省事变，消息传到上海，数日之内，拒货运动便发展至最高潮，日本棉纱的交易基本停滞。不少报纸因此对华商纱市的前途十分乐观，宝益便也照着原先的老规矩，打算跟着其他纱厂一起扩大生产。

    但周子兮却收到一封上海发来的电报，是唐竞发来，说他与高经理意见相左，向她讨一个主意。

    在那封电报中，原因与结论阐述得很是周详：近日华纱好销，只是因为日本纱厂的棉纱一时无以为代，所以才会感觉供给缺乏，但东三省市场已失，中原又闹水灾，一般需要及购买力之减退殊无疑义。再加上中日中间极有可能发生的大战，国内经济状况必有特殊之紧缩，固建议不要跟进增产，甚至趁此机会卖掉一部分机器。

    这恐怕是几年以来她唯一一次直接收到他的消息，因为事出紧急，没有去日内瓦转一圈再到她这里，却也只是一段机打的文字，最后留的是鲍德温事务所的名字与地址。

    周子兮看得好笑，他唐竞似乎真的只是一名替她家处理财产事务的律师，除此之外，与她再无任何干系。而且，还是个极其懂得分寸的好律师，挣钱的主意他都自觉替她拿了，碰上要卖家当，却知道来先问过她。

    可笑着笑着，她又落下泪来。

    那个时候，开学不久，她才刚从日内瓦回到里昂。对于她来说，日内瓦是热闹的，吴先生在那里，公使团的同事也在那里。而且，那个夏天，沈应秋也来探亲。难得中的难得，她这人一个亲近的女朋友都没有，与沈医生倒是一见如故，十分谈得来。

    后来，她才知道沈应秋是孤女，从小在法租界的教会女童院长大，后来考到法文学堂的奖学金留洋。她们之间的这份一见如故，并不是没有理由的。

    再回到里昂，却是截然不同。同住的女学生恰好已经毕业归国，房子里空出一间屋子，周子兮又是一个人，住在那间五层楼上的公寓里。

    “你这是怎么了，亲爱的？”只有帮忙打扫房间的法国老太太看见她哭。

    “是我先生发电报过来。”她抹去眼泪回答。

    “哦，你想念他。”老太太笑起来，十分理解。

    她也跟着笑，点了点头，却在心里回答：可是他并不想念我。

    次日，她便回了电报过去，停工，卖厂，一切由他全权做主，今后再有类似的问题，也不必特地拍电报来问了。

    至于结果如何，她其实并不在乎。工厂卖掉之后，她在上海的东西便只剩下周公馆以及其他几处放租在外的房产，等她大学毕业，大约也被他处理得差不多了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她就真的没有必要再回去了。

    这一招釜底抽薪实在高明，可她又挑不出他的错来